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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心与理一是新儒学的最高境界，即形而上的境界，但这是一种心灵境界，到了这种境界，所谓心就是无形之心。

21世纪将是新的科学技术的时代，这一点大概也没有错。但是要从人类中心论解脱出来，真正变成人类的行动，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已有很多学者指出，中世纪哲学也没有离开理性主义传统（比如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且对近代哲学有积极贡献。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利用和开发自然界，另一方面又要保护、爱护和尊重自然界，这二者能不能调和呢？能不能找到一种连接点呢？我认为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如果说，能以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胸怀，以万物一体的境界对待自然界，在这样的关怀下，再去利用和开发自然，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有什么样的修养和境界，对自然界的万物就有怎样的态度。这里丝毫没有否定人的主体性，恰恰相反，它非常明确地突显了人的主体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及《中庸》所说的参赞化育。

按荀子所说，礼的本质就是群，所谓群，就是社会群体或社会关系。人的地位提高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也确定了。孟子教育人经常提一句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种独立人格。

[25] 参见《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道德本身就有宗教精神，这是儒学人文主义宗教、道德宗教的内涵。朱熹所讲的形而上的理确实是不活动的，但牟宗三的评价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以实体论规范理之存有。当道德不仅仅是人、而且是宇宙天地万物本身的事情时，儒家的道德哲学就已经具有很强烈的宗教精神了。

成人、成德之教就是要使人担荷起这使命，实践此目的，这是所谓人类应该承担也是能够承担的。此分析是孔、孟的题中之意，孔子、孟子没有形而上的实体，朱熹也没有分析出形而上的实体。

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有人提出质疑：谁说他知道礼呢？入太庙而每事问。[5] 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虽各不相同，但围绕着成人、成德这个主题则是共同的。牟宗三对朱熹的形上学有一个评价，就是只存有而不活动。首先，这种人文教化具有普遍性意义。

其四，以这种人文教化为特征的自我修养贯彻于人的存在的始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33] 孔子语，见《论语·为政》。道德实践所成就的圣贤人格当然还是一种人格，而非神性，但此人格所臻的境界却打破了天人、物我、人己的界限，是对有限自我的超越，是向自然目的的回归。两汉以名教治国，落实到选举制度上即举孝廉，结果出现了许多徒有虚名的人，借道德要名利，这就不是为己，而是为人。

正因为良知表现出来的形上与形下、体与用、性与知及情的不可分析性，其存在本身就有活动性。至《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则直接点题，以自然目的作为人性的超越依据。

孔子后，师弟间的言传身教就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朱熹的分析精神也体现在这里，如对心的体用性情的划分，如说仁是性，爱只是形而下的情。

至于性，则只有在性即理的意义上才是形而上者，尚有所谓气质之性，故程颢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了[26]。孔子有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3]。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诚如《中庸》所讲的，儒学之道是匹夫、匹妇可以知可以行的，但当其达极至时，圣人也有所不知、有所不能，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省察既有对心性本体的体验与直觉，也有向外察识物理的经验知识的层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

心虽然有体与用这两方面的差别，但体用绝非二物，涵养本心就必然包容情感与认知心的涵养，而对心体的直接体察，情感体验也是其重要内容，察识物理则是发明心性本体的必要准备。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都是孔子的学生。

孔子讲仁是直接从爱人的情感上说的，孟子讲仁义礼智之性也是直接从四端之情上说的。每个人的教育方法、教育风格也各有特色。

天本来是有形质的自然之天，苍苍之天就是这个层面的意思，但又有所谓天地之心、天地之情的说法，这就是自然目的论的含义。这里特别提出一个圣贤的人格独立性问题，因为儒家传统有内圣外王这样一个说法。

阳明弟子继承了他的教育事业，如王畿一生讲学不辍，年八十，尚出行不辍，车辙遍布各地，至则召集学者讲论。[28] 这更与上面提到的朱熹论理的话如出一辙。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大教育家，自孔子始教育就不再是少数贵族阶级的特权，而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种圣贤人格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如孔子所讲的君子、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它们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从事的职业无关，因此孟子称之为天爵。

但道德本心还是要在血肉之心的情感与知性中落实，情感与知性使心成为活物，使人能够直接体现自然目的，担荷自然所赋予的使命。[17] 就是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合于礼的规范的。

万物皆备于我，就是说在天地万物的大化流行中所体现的自然目的在我身上都具备了，那么，完成反身而诚的自我修养，既是自我实现，也是自我超越。历史地讲，儒学或儒教并非宗教，但在人文教化中所体现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确实富有一种宗教精神。

良知作为人心的一点灵明，其主体性特征就表现为天地万物的发窍之最精处[29]，就是说人心是自然目的的最集中体现。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孔子弟子三千，孟子弟子有名的也有如万章、公都子等，荀子弟子有名的则有韩非子、李斯等。儒家先圣先贤们未尝以圣贤自许，王阳明虽然说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但这个圣人也就是胸中的一点良知，良知虽然现成，但终究只能落实到一朝一夕的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朱熹特别把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理性特征分析出来，作为形而上的理即性理，但性理最终要还原到情感上，这才是其全体大用之学的特征。如诗、书主于文，却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6]。

-------------------------------------------------------------------------------- [1]《论语·述而》。这种看法有其深刻性，但也有一定的问题。

为人，是德性主体的人作为目的已经丧失，是人的异化。其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什么费解的意思，学习好了可以去做官与学习是为了做官，意义全然不同。

由此可见孔门教法之一斑。在此意义上说，是自我超越。